《看似只讓 5%，卻是制度性賠付——從庚子賠款看今日台灣的國家風險》

〔中華通訊社〕記者何君冶／花蓮報導

1901 年《辛丑條約》的庚子賠款，常被理解為一筆鉅額金錢賠償，但在歷史與法理上，它真正致命的，並非數字本身，而是清廷在武力與政治壓力下，被迫承擔長期、結構性、不可逆的國家負擔。今日回看，賠款只是表象，真正的代價是主權受限、財政失血與制度信賴的全面崩解。

縣議員吳建志強調，對照今日，政府對外宣稱「只讓 5%」、「成本可控」，但若從國家治理與行政法角度審視，這種說法，與當年清廷對內安撫人心的敘事，何其相似。真正被讓出的，從來不是帳面比例，而是政策自主權與產業命運的決定權。

庚子賠款的關鍵問題，在於「比例原則」的徹底失衡：為了短期止戰與政權存續，清廷選擇了對國家長期承受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承諾。今日政府在未經充分國會實質審議、未提出完整風險評估與替代方案下，便承諾重大經貿與產業調整，同樣面臨比例原則的嚴重疑義——手段是否明顯超過目的所必須？國家是否還有更低傷害的選項？

他說，更深層的是信賴保護原則的瓦解。庚子之後，士紳、商人與外資普遍認知到：清政府的制度承諾，隨時可能在外力壓迫下被推翻，於是資本外流、人才出走成為必然。今日台灣若讓產業與社會形成「政策可隨政治壓力翻盤」的預期，其後果，將不是一次談判的損失，而是長期制度信用的折價。

憲政責任不在於迎合強權，而在於替未來世代守住可預期的制度邊界。任何政府都沒有權力，以短期政治安全或對外表態，將結構性風險轉嫁給尚未進入決策桌的年輕世代。

庚子賠款之所以成為歷史傷痕，並非因為賠得多，而是因為沒有人為後果負責。今天政府看似只讓了 5%，若換來的是制度被掏空、產業被重塑、信賴被耗盡，那麼歷史終將給出同樣的評價。